張之洞 武漢十八年 | 封面人物

18年深耕湖北,位列“晚清四大名臣”的張之洞在武漢創制了中國第一個兼及工業、教育、軍事、交通的全方位區域近代化模式,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歷史進程,并從實踐探索到理論總結,做好了成為“清末新政”總設計師的一切準備

本文首發于南方人物周刊

1898年9月22日(戊戌年八月初七),湖南巡撫陳寶箴在反復斟酌思量之下,給京中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了一份電奏。

在這份電文里,他先贊美光緒帝“銳意維新,旁求俊彥”,然而如今國家“危疑等決,外患方殷”,需要“通識遠謀,老成重望,更事多而慮患密者”來參決機要、宏濟艱難。他于是請朝廷召他的老上司、正在湖廣總督任上的張之洞入值軍機處。

此時,遠在長沙的陳寶箴不知京城已發生政變、光緒帝被軟禁。在百日維新的紛亂中,這位穩健的改革派已經覺察到京中新政的某種亂象,以及中樞機構應對的乏力。

陳寶箴并不是唯一懷有這樣想法的人。當戊戌變法迅速走入高潮,短短數日里朝中共有七份條陳,奏請光緒帝急召張之洞進京主持新政大局——他們都覺察到京城中的危險信號,認為急需一枚定海神針來坐鎮京師,收拾新政之紛亂局面。

在為政局憂心忡忡的各派人士眼中,有能力充當這枚“神針”的最合適人選,就是人在湖北武昌的張之洞。

早在變法還未啟動的陰歷三月,極為頑固保守的體仁閣大學士徐桐就向慈禧太后提議,請調張之洞“來京面詢機宜”。慈禧遂電旨召張之洞進京“面詢”。數日后,光緒帝也下電旨催他趕緊“來京陛見”。

接連收到朝廷催促入京的電旨,張之洞十分勉強。在回電里,他小心翼翼試探“圣意”——先是解釋湖北任上事務繁忙、責任重大,自己不方便脫身;然后說自己如今健康欠佳,大任難當;最后又問朝廷究竟有何垂詢之事,自己可以隨時“籌擬上陳”云云。

這番明顯的推托,惹得年輕的光緒帝十分火冒。他立刻再下電旨,命張之洞聞命即行,“何得托故遷延。”張之洞只得趕緊起身。誰知人剛離開武昌,沙市事件爆發。三月廿五,張之洞剛剛抵達上海碼頭,就接到皇帝發來的電旨,命他立刻折返回去處理此案,等“地方一律安清再來京”。

等張之洞處理完沙市事件,百日維新已進入暗流涌動的高潮階段。9月21日,慈禧發動政變,軟禁光緒帝于西苑瀛臺,抓捕維新黨人,并以光緒帝的名義宣布再次“訓政”。

在那個時代,入閣拜相、進入帝國中樞,是每一個進入仕途的儒生事業的最高目標。以“安邦治國”為己任的張之洞為何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拒絕入京呢?

1895年,張之洞與美籍友人合影

“一枝一節之事”

這不是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第一次“婉拒”進京。

早在1898年戊戌變法前,朝中有關召張之洞入閣的呼聲就很高。但在給好友、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電報里,張之洞坦露自己內心的想法:自覺在京“無益于時局”,寧愿呆在湖北把“一枝一節之事”辦好。

此時,他已在湖北第九個年頭。1889年調任兩湖以來,這位“洋務新秀”在湖北轟轟烈烈地推動新政,辦洋務企業、開新式學堂、開礦、操練新軍、籌建新鐵路。這些新事業的攤子,有的剛開了個頭,有的正在半道中。

自1889年從兩廣總督調補湖廣總督,到1907年9月赴京入參軍機,張之洞在湖北整整18年,其間只有兩次因代劉坤一署理兩江總督之職而短暫離開過武漢。 

18年深耕于湖北,這在封疆大吏調動頻繁的清代是絕無僅有的。這位對清末政局有著重大影響的政治家,以湖北武漢為自己的施政舞臺,展開了一名儒生治國安邦的人生抱負,披荊斬棘、銳意進取,以全方位的近代追求創制了堪稱典范的區域現代化模式,并逐漸取代李鴻章,成為后來居上的中國早期現代化開拓者。

從50歲到70歲,正是一名政治家經驗成熟的年紀。湖北武漢之于張之洞,張之洞之于湖北武漢,堪稱濃墨重彩的歷史際遇。

1909年在京中主持中樞時,張之洞在病中回顧自己在湖北推行的一系列新政,也頗為自負:“余歷任兩湖,于軍、政、學務頗立基礎,其一切辦理新政有得有失,雖不免有虛耗度支之舉,而耿耿寸衷,實堪自問。”

從“青牛角”到洋務殿軍

張之洞,字孝達,號香濤,祖籍直隸南皮,因為他出任過總督,故人也呼之為“張香帥”。1837年(道光十七年)9月2日,他誕于貴州興義府官舍,是知府張锳的第四子。張之洞祖上四代做的都是知縣一類的中下層官職。其父張锳舉人出身,以“大挑”入黔補任知縣,做過縣官、知府等,以廉潔、善聽訟、嚴治盜等在地方有清名。

張之洞很有點像中國傳統戲文里“春風得意馬蹄疾”的大男主,13歲應童生試即摘得第一,15歲榮登解元(順天府鄉試第一),26歲會試高中一等第一,隨后殿試被慈禧欽點為探花。如果不是其間為父守孝,以及因族兄張之萬出任科考官而回避停考數年,這份金榜題名的紀錄也許還可以更奪目一些。少年張之洞在科場上的順風順水,引來世人艷羨的目光,當時社會上流傳著“近日科名之早者,盛推南皮張香濤”一語。

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,大清帝國步入最后一個“中興時代”。一是湘淮勢力崛起,成功剿滅太平天國、捻軍和回民叛亂;二是恭親王奕?領班總理衙門和軍機處,清廷和西方列強的關系進入相對緩和期;三是以曾國藩、李鴻章為首的實力派開始推行“自強、求富”的洋務運動。

其間,身為翰林的張之洞在京城過著“清流雅望”的悠閑生活。他常常與潘祖蔭、王懿榮、吳大激、陳寶琛、李慈銘、王闿運等京師“詞流名彥”往來唱和,踏青登高,訪先賢,尋故址,品藻人物,縱論古今。他和“清流黨”的另一位健將、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關系最為親厚,兩人一同成為中堅,被戲稱為兩只“青牛角”。 

“清流”原喻指德行高潔、勇于言事的有名望的士大夫。1870年代,當時的軍機大臣李鴻藻因為軍機處的洋務派占了多數,感到力單勢孤,于是聚攏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周圍,以壯聲勢。這些“臺諫詞垣”標榜風節,上書言事,評議時政,以經世匡時為己任,時有“清流黨”之稱。他們有不畏權貴、不計禍福、敢于犯顏直諫的風骨,但也有好為空言、不識時務的一面,共同的特點是政治上偏保守,主張對外強硬。

當時朝中正是“兩宮垂簾,親王議政”的權力格局,慈禧一邊重用李鴻章等洋務派以推行“自強、求富”路線。另一方面,為了防止洋務派一派“坐大”,她也常利用清流黨來牽制、打壓恭親王奕?和李鴻章等人。

在李鴻章、恭親王奕?這些手握實權的躬身入局者眼中,這些個清流黨就是好清談、在局外空指手畫腳的“誤國書生”。李鴻章在暮年曾憤激地說:“言官制度最足壞事。此輩皆少年新進,毫不更事,亦不考究國家利害,但信口開河,藉此以出露頭角;而國家大事,已為之阻撓不少。天下事,為之而后難,行之而后知。有許多言官,遇事彈糾,放言高論,后來放了外任,負到實在事責,從前芒角,立時收斂。”這番忿言的末一句,針對的正是張之洞。

在京城做“清流”期間,張之洞通過平反“四川東鄉冤案”、“庚辰午門案”、“修正伊犁條約”等幾件大事,名聲大噪,并贏得慈禧對他的賞識和信任。他一生宦途的際遇和轉折,都和慈禧有著莫大關聯。

1871年,新疆發生回民起義,沙俄借機占據了伊犁、烏魯木齊等九座城。1876年,左宗棠率軍西征平亂,成功收復了除俄占伊犁以外的全部領土。清政府于是派崇厚為全權大臣,出使俄國,談判收回伊犁等九城。但崇厚在未得到總理衙門許可的情形下,擅自做主與俄羅斯簽訂《里瓦幾亞條約》,把伊犁周邊大片土地割讓給了俄國,也就是把左宗棠辛苦打仗奪回來的領土全都賣了出去。

消息傳到北京,朝野嘩然,“改約”的呼聲四起。只有李鴻章一人對“改約”持反對意見——理由是“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給予全權便宜行事之諭,不可謂無立約定議之權。若先允后翻,其曲在我”。

但李鴻章也有自己的“私心”。當時,清廷有“海防與塞防之爭”的大論戰,李鴻章是持海防論調者。在國力羸弱、資源有限的情況下,他希望朝廷放棄塞防,把國防重心放到他一手籌建的北洋水師上。

1900年,李鴻章在天津

在清流黨人的抨擊反對聲中,張之洞是最認真的一個,他隨后上呈《熟權俄約利害折》,陳述《伊犁條約》之大害,以及如何爭取“改議”的對策。他還對李鴻章進行了一番旁敲側擊——說他高勛重寄,每年花幾百萬兩銀子造槍炮、養淮軍,不正是為了今日一時之用么。如果不能一戰,要這樣的重臣何用?

這份折子顯然觸動了兩宮皇太后的心。她們隨后單獨召見他面詢對策,并下令,讓他隨時可以到總理衙門獻議,以備咨詢;將崇厚革職下獄,定斬監候,并派出曾國藩之子、駐英使臣曾紀澤赴俄重議條約。最終,曾紀澤代表清政府與俄國重修條約,為大清爭取回來部分被割讓的領土,挽回了利權。

在清廷和俄國為改約交涉的一年中,張之洞前前后后上了二十多道折子,陳利弊得失,建言獻策。客觀地說,這些獻策大多只是書生意氣的空談闊論,但是張之洞對朝廷和國事的忠心和用心,贏得了慈禧對他的青眼。很快,他由一名六品翰林成為二品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,成為京城高等官員中的一份子。

如果止步于此,張之洞很可能就是李鴻藻、翁同龢一類的清流人物,以學識、清望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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